僵尸民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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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全世界独裁者已将“管理式”或“指导式”民主的手法发展到淋漓尽致。在白罗斯、俄罗斯、乌干达、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威权主义领导人一面靠着定期选举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一面垄断媒体、限制公民社会并操纵各种国家机构与资源,借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坠。

不过,这些方法绝非万无一失。随着公民日益机智并学会在不公正体制下活动,其功效也会递减。因此,越来越多独裁者被迫采取更直截了当的镇压形式:他们仍然举办定期选举,因为人民已养成习惯,但他们甚至不去假装这些空洞仪式是自由或公平的。结果是出现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僵尸民主”——空有形骸却没有一丝血肉,有如活死人的选举政治体系。

正如独裁者们已从管理式民主转为僵尸民主,人权支持者也必须与时俱进。过去为了对抗管理式民主,人权支持者可以攻击特定的独裁手段——例如管制公民社会或逮捕记者——现在面对僵尸民主,他们必须更多地采取正面迎击方式,不让独裁者通过装模作样的选举博取合法性。

传统的独裁政权不会伪装成民主。沙特和阿联酋的君主们根本就懒得举办全国直接选举。跟它们一样的有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古巴、朝鲜和越南的兄弟党,或是那些大摇大摆实行威权统治的前苏联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此外,有些威权主义政权在推翻民选政府的同时连民主也一并取消了,例如自2月政变以来镇压示威者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入狱的缅甸军政府。



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用民主的外衣掩藏独裁统治——直到这几年才因其荒谬可笑而撕破这层薄薄的伪装。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国迅速被推向僵尸民主状态,很大原因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不断找机会冲击克里姆林宫的管理式民主。克里姆林宫本来有办法通过控制国营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来操纵民意,长期压制反对势力。但纳瓦利内以戏谑手法拍摄总统普京涉贪的影片,在YouTube吸引上千万次点阅,突破了莫斯科的资讯控制。

在2013年允许纳瓦利内参选莫斯科市长并赢得百分之23选票之后,克里姆林宫便禁止他的政党以及其他真正独立的政党再参加任何一次选举。然而,在2019年大选时,纳瓦利内另辟蹊径,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克里姆林宫允许参选的花瓶反对党候选人——企图以这种“聪明投票”策略拉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俄罗斯当局的回应是将纳瓦利内关进刑事流放地,并以“极端主义”罪名指控所有支持他的候选人,将国内仅存的独立新闻机构一律抹黑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还会继续办理选举,但那怕只是做个样子都不会再有真正的反对党或自由的公共辩论。

普京在白罗斯和匈牙利的意识形态伙伴也有样学样,将他们的国家带上欧洲僵尸民主之路。从1994年掌权至今,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靠着严格限制媒体与公民社会维持对国家的控制。2020年寻求六连任时,他大概以为把主要反对党候选人通通抓起来就能轻松获胜。但因民众集结声援其中一位狱中反对党人士的妻子季哈诺夫斯卡亚(Svetlana Tikhanovskaya),逼得卢卡申科公然在选举中作弊,并且大规模逮捕、刑求示威者。然后,他的政府又起诉多名持批评立场的记者,关闭数十个公民社会团体和独立新闻机构。他甚至不惜下令一班民航机返航,把飞机上的反对派领袖抓回来。

匈牙利走向僵尸民主的路径有所不同。2010年二度掌权的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媒体,将独立的法官换成他精心挑拣的人选,对公民社会团体实施严格限制,按自己的利益重划选区,并且利用政府公款维持国会压倒多数。但欧尔班的策略在2019年开始失灵,他的政党在许多大城市的地方选举失利。现在,由于他的政党可能在明年国会大选败给团结的反对阵营,欧尔班正在设法确保其政党能继续掌控国家,不受选举结果影响。他的政党已悄悄入主许多国营机构董事会,并且成立多家基金会,将许多国家资源交由其亲信管理,回避立法机关监督。

僵尸民主也已在拉丁美洲扎根,特别是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执政党于2015年输掉国会选举之后,他便利用自己控制下的选务和司法当局,将未来所有选举变得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最高法院允许政府支持者接管反对党,安全部队则逮捕反对党领袖,粗暴攻击反对党支持者,借以排除反对党赢得大选的可能性。面对国际压力,马杜罗政府最近任命两名亲反对党官员加入全国选举委员会,但这项让步能否有效改良选举条件仍未可知。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也稳步迈向专制。2018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爆发后,他的政府还以血腥镇压:警察和高度武装的亲政府团体对示威者进行残暴攻击,导致逾300人死亡、2,000人受伤,另有数百人被捕。在预定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之前,当局再度抓人。由于七名总统候选人和至少20名批评人士都被逮捕,奥尔特加竞选四连任实际上已无人挑战。



中东和非洲也没能逃过僵尸民主之祸。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联合政府在2019年市长选举中输给反对党联盟提名的候选人以后,埃尔多安就开始强力打击支持反对联盟候选人的亲库尔德族政党,将该党多名市长撤职下狱,允许进行解散该党的司法诉讼,并加倍努力阻止曾任该党共同主席的魅力领袖德米尔塔斯(Selahattin Demirtas)在服刑四年半后重获自由。面对民意支持不断下滑,埃尔多安试图扼杀独立媒体,掌控司法审判。他的执政联盟显然正在准备修改选举和政党法规,而且不打算听取其他政党的意见,令人对2023年大选的公平性深感忧虑。

在埃及,将军出身的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及其军事执政团为了排除独立政党(例如在最近一次公平选举即2012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穆斯林兄弟会)赢得选举的机会,正在实施该国现代史上最高压的统治:关闭独立媒体,骚扰公民社会团体,拘押数万民众。2018年,官方宣布塞西以高到离谱的百分之97得票率当选连任。相形之下,同年稍早成功连任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只得到没那么风光的百分之58.6得票率,但这是他动用安全部队逮捕主要对手,并对其支持者施暴残害之下取得的成果。

最后,香港也已染上僵尸民主的部分特征。当地选举制度原本就让亲北京选民可以左右立法会半数议席,确保倾向大陆的绝对多数。但在2019年大规模抗争期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几乎大获全胜之后,民主阵营一时曾有机会靠着非正式初选在下届立法会选举中占有优势。然而,初选参与者现在全都受到检控,一切反对派活动都因北京强行实施严苛的国安法而受到压制。

僵尸民主的问题既已如此严峻,有志推广真正民主的各国政府必须拿出对策。数十年来,针对管理式民主的制式反应是逐一拆解其操控选举的工具——抗议言论审查、反对限制公民社会或捍卫反对派候选人的权利——借以迫使这些政府让步,允许更多公民参与、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自由公平的选举。

但对抗僵尸民主需要更全面的做法。这些政府的领导人已不再尝试管理民意而是加以压制,但即使是最坏的僵尸民主也依赖一定程度——尽管可能是被迫——的人民同意。寻求促进真正民主的人士,可以用它作为筹码。

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应该持续谴责僵尸民主用来封堵批评声音的审查制度及其他迫害手段,以及为架空民主制度而施展的各种政治和法律诡计。相关国家也应该停止资助僵尸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对塞西的军援、军售以及欧洲联盟对欧尔班的经济援助。

但有志推广真正民主的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打击僵尸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痛脚——揭发其政权的贪腐和以权谋私行为。由于僵尸民主国家不再信任即使是受到操纵的公众支持,它们越来越依赖来自军方和企业界亲信的拥护。但将军和大老板们很少真正信仰僵尸民主。他们的忠诚必须靠着挪用公帑来收买,这就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腱。

民主国家应当揭发僵尸民主领导人以公益为代价促进私益的各种方式。塞西和欧尔班两人都只顾笼络个人亲信,任由公立医院年久失修。克里姆林宫一面削减退休金、坐视工资成长停滞,一面却纵容亲政府的亿万富翁们靠着垄断大发利市。当委内瑞拉人民陷入人道主义危机时,马杜罗还在忙着收买军方。类似的批评可以适用在大部分僵尸民主领导人。

可惜,美国总统拜登错失良机,没有利用6月的日内瓦高峰会对普京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予以当头捧喝。拜登会后表示,他和普京谈到了“关于人权侵犯的问题”,但除了简短提到纳瓦利内以外,并未留下任何公开纪录。这代表俄罗斯人民没有机会听到拜登如何批评普京及其富豪友人利用国家资源发财致富,然后又掏空民主制度使他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拜登在古巴本月稍早爆发全国民主示威后,非常恰当地强调了古巴政府的腐败弊端。他公开指控古巴威权主义领导人一味“自肥”而非保护人民免于“疫情和长达数十年的镇压与经济困难”。这种针对性的批评更能引起专制国家民众的普遍共鸣,而非台面下的“人权”空谈。

打击僵尸民主的上策,就是揭露其领导人对他们假装服务的人民根本漠不关心。没错,独裁者可以诉诸残暴来固守权力,但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当民众完全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最坚定的独裁者也很难撑得下去。为了让这种清算早日到来,拜登和其他民主国家领导人应该不断强调这一点:僵尸民主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惜以人民为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