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百年青年革命简史(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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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之前

2021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这个为中国带来灾祸与发展的执政党由学生革命而来,它的前朝由学生革命而去,青年学生无疑是推动政治环境大变革、社会经济大改革的最有力推手。从辛亥到五四,从文革到八九学潮,中国青年一次次地摧枯拉朽般地,用灵活开放的思维,充有活力的视界,坚定不移的精神为武器组织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给予对立势力以致命一击。不论历史上的学生革命是否成功,都应被铭记。
这一百年的青年革命看下来,大概有三次: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与八九学潮,在这些革命中,青年学生并非每时每刻都与大众为伍,以大众利益为目标,这体现出了以青年作为学生主体的弊端之一:青年易被煽动,也易被利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反的是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八九学潮中,学生争取的是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在这其中,学生代表广大民众发声,向政府诉愿,但在文革中,学生则充当着‘党卫队’与义务警察,受控于政府,加罪于人民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社会的发展不会停止,但发展的方向却是由我们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定下的,不公与积弊并非因其始作俑者而起,而是经由每一个参与其中,选择忍耐、忍受而不懂得站起来反抗的人之手而生,可见的,现在的中国青年已经逐渐失去了‘革命精神’这种只有在历史书上才会被提到的东西。如果现在鲁迅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在这样一个经济教育文化高度发展甚至膨胀的社会环境中,中国青年失掉了这种思想自信力,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以史为镜,进而知兴替。 


五四运动

1919年五月二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聚于北大西斋饭厅,群情激昂,他们在讨论当年初的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美国在会议中提出了广受各国欢迎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联等一系列和平主张,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但当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说帖》交由大会,经多方陈述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角力,大会最终决定支持日本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三天后,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 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 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 则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 今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 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 交由五国商量处置, 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 我国所要求者, 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 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 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 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 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 尚未正式订定, 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大背景

后人评价五四运动时,总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那么它重要在哪里?五四是一场学生与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这场革命基本达成了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思想与政治热情,也让新文化运动加以推广,同时滋生出类似共产党的一些爱国团体,但其中不同势力对于新文化的态度不同,国民党的孙中山提倡传统文化,而否定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运动,孙中山则予以肯定态度,蒋介石的态度很微妙,尽量与之保持距离,但明面上还是予以肯定,共产党则态度统一,陈、毛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都相当积极,中共认为:五四运动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也从此开始参政,此后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导。

看向国际,一战激化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全球范围革命的火花在战后不久因此被擦亮,先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有朝鲜的三一运动,这些民主革命,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五四革命因此而起。西方的思想与世界上各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持续影响着近代中国,这些与保守旧势力水火不容的思想在晚清时传入中国,首先改变了中国青年,借青年之手推翻了清政府和其他各种站到大众利益对立面的反动势力,受这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涌现了一批类似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这样的文化组织,它们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基础,对五四运动能否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外来想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凸显出其先进性与优越性,中共已之为基础成立,许多进步青年因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些后来成为了党的领袖。

五四运动时,中国有两个政府与众多派系,以大总统徐世昌、段祺瑞为领袖的北京政府中,各权利达到平衡,使其运作较为通顺,政府中以段奇瑞为代表的亲日系,梁启超的亲美系借机煽动社会情绪,互相角力,这些派系为利益而始的争斗,是五四运动的幕后推手之一。
南方政府则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及北伐中被分裂,冯国章、阎锡山
陆荣廷等军阀参与权利斗争,这些军政府各拥军队,各自为政,关系交际复杂密切,这种邦联性质的政府让南方政治变得环境复杂混乱,这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通过在中国不断扩展实力来侵占中国领土,占有台湾、朝鲜等地,侵犯了我国主权。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北洋政府接纳了其中大部分要求,因保密不力被新闻界得知,从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也在之后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战的发生使欧洲无力把控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也借此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轻工业与商业得以快速壮大,工商阶层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并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声援爱国青年学生的主要力量。

开端

1919年初,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践踏,山东权益被交由日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二月至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九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林长民发文呼吁民众‘誓死图之’。
次日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大会,千余人出席,其他各界和高校也有代表应邀参加,并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予以私下支持,大会号召救国,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订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火烧赵家楼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各校代表召开碰头会,教育部派人前去劝阻未果,随后,北京大学等数所院校千余名学生汇集于天安门前广场,开始进行示威抗议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前去镇压的军警见势撤离,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被散发给学生和群众: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队伍随后向东交民巷进发,但巡捕房不准学生通过,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其中一篇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但终未见到各国大使。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激起了示威群众的情绪,学生们临时决定前往位于赵家楼二号曹宅,并于下午四点半到达。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前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门前有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镇压学生的示威,学生们后翻墙打开大门,却未找到已经藏起来的曹汝霖,只抓住了章宗祥,并殴打了他,随后学生们捣毁家具、放火烧楼,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前来镇压,并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返校日

北京政府对于此次运动态度强硬,徐世昌总统下令让军警加强管控,并在五月七日驱散了国耻纪念日活动,次日训诫教育部并让其整顿学校,五月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五月十八日,日本公使向当局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并派遣军队到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巡逻,并施加武力威胁。五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下令让所有学生在三天内复课。
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选择与政府对立。五四之后,北京各校集合开会,重申要求,并邀请到十四所院校校长开会,着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学生们要保持冷静。五月六日,北京各高校联合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九日,蔡元培辞职,十一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因此成立,与此同时,被捕的学生们向法庭提交声明。
罢课开始时,各校自行其是,到五月十八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北京高校全体罢课并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
五月二十一日,钱能训总理表示学生的要求会郑重进行,随后采取高压手段,这迫使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并开办类似义勇团、自治团的集会,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逐渐转为街头集会。
五四运动致此影响了二十多个省的两百多个城市,各地院校的学生纷纷响应,并成立起了地方学生联合会,六月十六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
新闻媒体、社会和工商团体在五四运动中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六三运动

六月三日的北京大逮捕引发了上海的罢工浪潮,进而扩展为全国运动,五四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已经不完全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社会运动,得名六三运动。
六月一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戒严背景,并在之后开始逮捕学生,学生开始出动更多的人上街,到六月四日,逮捕了上千名学生,政府不得不征用学校来作为临时拘留所,学生因此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千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给被关押的学生送去食物。
五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扩大了运动的规模,使工人运动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五月三十一日,上海为在五月七日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十万余名学生及群众参加,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走访商店,恳请支持。六月五日,大罢工开始,各地商店纷纷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超过五万人。当天,上海各界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罢工浪潮因此扩散到全国。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政府终于选择妥协。六月五日,军警从校园撤退,六月九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随后,钱能训总理辞职,各地的罢工随即停止。
六月二十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签约。全国各界给代表团发了七千余多封电报,要求其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并要求绝对不可签约,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在讨论后决定不予采纳,代表团一直抗争无果,最后,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后来中国政府与德国单独谈判,签署了《中德协约》,德国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在几个战胜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在美国的调停下,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撤出所驻日军。二月六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山东问题最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圆满解决。
毛泽东与蒋介石这样评价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
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迎来了高潮,半年内涌现了大量的白话文新刊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文化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思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随之开始发展,1920年三月,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时候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渐渐被政治环境排挤,但五四运动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认为五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四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后马林来到中国,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
在五四之后,出现了反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苏联带领中共策划并发动了这两项运动,许多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一体现,但此后进入一个不同思想宽容发展的时期,孙中山等一众知识分子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组织发展很快,中文版圣经在1919年翻译出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随之于1922年四月四日在北京举行。
五四之后中共发起了有组织的反基督教运动,得到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应。时任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拟定了反对基督教的计划,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共青团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三月四日成立反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在几天后在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期发表特刊,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并号召全国学生,起来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
五四之后,大城市中的商户开始团结组织起来,并在上海建立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附: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

1951年,第一套中小学用教材出版,从而引出了贯穿中国现代教育的一种论调:读书方能成才。历经十年浩劫,1977年高考恢复,学生又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九十年代末,受经济政策影响,我国开始尝试教育产业化。每一次教改,都有负责的人打头阵,负责的人收尾,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推动我国教育行业的进步。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能否及时地改革教育,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本是否牢靠,其不限于教育的内容,形式和其他方面的配合也非常重要。
国家每一个动作都是有章可循的,但限于体制的运作速度,新政策出台和地方采用政策的速度,时效性和对已经存在的政策针对的对象的影响往往相反。今年六月份,国家公布了整顿课外教育培训的新政策,家长和课外教育任教的老师之间因供需产生的教育产业链因此断链,新东方股价因此下跌90%。之前的三公分班政策也无疑打击了相关人员的收入,类似这样的政策并未起实效,特权仍然能左右教育的公平,那么,教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青少年的命运,由谁来负责?
问题出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上,这种教育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要么是用力过头,没有考虑下一步发展,要么是给上一种政策打补丁。打击课外教育就是一个例子,在推出政策以前,国家需要的是高知识水平的人才,当读书才是出路的思想固化,人人把读书中考高考当做教育的代表时,本来国家所需的就已经过剩了,建设国家需要的不只是知识分子,还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资源,当农村的贫困学生第一次出村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找工作,教育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形式,考试、学习和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成为了教育本身的目的,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开阔了眼界,同时家里人打工赚钱供着这样的人上大学,让本来需要忍受黑暗的人看到了光明,浪费的是家长的钱,多出来一个开阔了眼界的大学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出身决定得了未来的发展和起跑线,为什么要让起跑线已经落下别人很远的人去奋力追赶?浪费的是谁的时间?年轻人的时间。国家很明显看到了这点,打击课外教育,结合之前的减负、鼓励职业教育、增加在校学生体育运动时长、鼓励大中小学开设类实践活动等政策,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方向大调整的一部分,代表教育的重心从知识转变为技能,也就是国家在通过减少普通知识占比来培养工人,也就是廉价劳动力、人口资源。这就是对一个用力过头的政策打的补丁。
那么,这样用力过头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催生了课外辅导、改变了社会基本的家庭结构,在教育的部分中拉高了家长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畸形的状态,家长的管理逐步让学生失去自控力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的需求让一部分水平不够的教育者接管了本来应该由义务教育负责的部分,这其中义务教育没有责任吗?又不得不引入上面说过的国家体系运行慢产生的一个并发症,政策在不同部分的执行也是不同的,减负到了教育基层,迫于上述环境压力,教材逐步简化,而教育内容,或者说需要教给学生的内容在增加,可以说义务教育在整个体系中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这就导致了家长需要课外班,学校老师也需要课外班来分担教育任务。教育的目的在中国从知识传递变成了筛选人口,现在又变质成了家长、学校、课外辅导三方对学生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这让人感到担忧。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陈旧的思想和投机者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一系列新政策带来的阵痛。在新的时代自我革新思想要明确教育的目的,规范教育的方式,这些不应该在学生家长的思想已经被转化为读书是唯一出路之后进行,教育关乎国本,只有有序地推进。在该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没有做好,没有管理好,就是国家的问题,国家的无能,让现在教育环境的形成成了一场灾难。

浅谈五四与中国青年

如果一个人没有见过更好的生活,享受过更好的权利,处于过更高的地位,他就能忍受被剥削、被压榨,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怎样活着的,但当他睁开眼,看到自己身边比他更有地位的人的生活,他就会期待着,盼望着自己能够活得更好。
大多数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是由学生发动的,原因基本在于学生地位与话语权的提高,与青年所具备的中老年人所没有的灵活的思想,如果秦朝的学生数量够多,不受礼教约束,起义的或许不是陈胜吴广,相比之下学生这种灵活的、适应性强的思想,恰好与中老年人安于生活,疲于生计的逆来顺受相反,因为青年正处于学习期,每一次新思想的洗礼都会引发一场震动,这种震动极易被引起,也易被平息,这就让青年成为了最被易煽动的群体。
但易被煽动并不意味着青年是非不分,如果青年群体不被有目的的人引导、利用,像五四运动一样,他们的目标会是大体正确的,况且是非是由人定义的,是给人看的概念,五四运动中学生们要求的、争取的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目标:领土主权完整、惩处国贼。并以此为有组织的运动,从出发点看,这是相当正确的,正因学生能被煽动起来,他们才能自发的组织起来,也因为他们同时具有着理性思维,五四运动才不会跑偏,反观后来的文革,八九民运,相比之下五四运动可谓是最合情合理的一次。
五四运动的成功埋下了种子,才有了后来两次学生运动的幼芽,中国青年在百年前被煽动起来反抗政府,为什么在三十年前,学生又以几乎相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再次革命?是中国的青年一直在躁动吗?很明显不是的,五四运动所留给人们的好比思想中的一堆干柴,如果生活安逸,它就与一块石头无异,但一旦有一颗火星,这堆干柴就会燃烧起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之前说过,中国青年已经逐渐失去了革命精神,真的如此吗?并不是中国青年心中的那堆干柴被挪走了,而是现在的社会擦不出一颗能把它点燃的火星,而相当一部分青年正是这一现象的元首或帮凶,那堆干柴始终还在,只是现在的政府难以把它完全从教育体系中剔除,这种革命精神体现在历史书中,体现在近代史上的每一次革命中,也在每一位了解五四的青年心中,我们受到的是革命的教育,但这里的革命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历史书只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过一次革命,而不是怎样革命,革命有多难,革命成功了会怎么样,这让中国青年忘却了革命本身,忘却了中国是由革命而来,忘却了中国最后也会因革命而去。
思想是最强大的武器,即使没有环境,中国青年也该秉承百年前的革命精神,政府不利社会出现问题积弊,达到无法解决的程度,就应推倒重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种魄力和说真话,说实话的勇气是中国青年所缺少的,这也是五四运动要告诉我们的

五四琐忆(引)
曹靖华

  站在八十三岁的山坡上,来回顾六十年前的往事,真如痴人说梦。只得姑妄言之了。
  五四运动在中国史上,确实是一件地覆天翻的大事。不管是当时卫道的遗老,也不管是“离经叛道”的青年,对五四惊雷的震撼,能无动于衷的,可说少有。
  那时,我只恨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豫西“八百里地伏牛山”的腹地。和我同年,并先后在中学同学的一位大学者,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又从美国装一肚子洋墨水回来,到母校--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作“学术”讲演时,我还在那个中学的教室里啃油印讲义呢!
  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庆祝大战胜利游行时,唱着歌。歌中有两段:
  沉沉大千,弹雨硝烟,而今一旦豁然。伸我公理,屈彼强权协约齐祝凯旋……
在这庆祝别人的凯歌声中,游行队伍里,爆发出雷鸣的怒吼:“还我青岛!”“抵制日货!”……
  中国的青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德国帝国主义者霸占。欧战结束了,德国是战败国,照理应该物归原主,交还中国。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夺去了,所以中国青年学生游行,要求巴黎和会把青岛交还中国。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中国是一个弱国,当时对付日本的办法之一,是抵制日货。
  同学们以前凡购有日货的,都纷纷交出,当众烧毁。当时最普遍的是操衣领内的硬领,洁白、光亮,是化学制品,全是日货。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取下,当众投入火中烧了。那东西象火药一样,见火就着。当时把日货也称作“仇货”。对于宰割我们的敌人,那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情感,占据了整个青年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性质和规模,也日益扩大和深入。由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进而扩大到反对封建制度,要求民主,要求个性解放、社交公开、言论自由、婚姻自由、反对文言,主张白话等等。凡属旧的,一概反对,凡属新的,一律欢迎。
  在抵制日货上,我不但参加学生会,到商店检查日货,还从早到晚在宋门守城门,检查日货。遇有货物入城,帖上封条,登记。过后,学生会按登记表前往启封、检查。不经检查,商人不准私自启封。否则,以盗运日货论。
  除此之外,还参加宣传队,沿街向民众宣传当前形势,呼吁各界,一致奋起,参加救国救民运动。
  五四运动的怒涛,把我从读死书的课堂里冲出来,打着“抵制日货”、“传播新思想”、“介绍新文化”的旗子,在街头宣传,并卖新出的报刊,如《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青年》等等。
  五四期间,我还约了五、六位同学,如关尉华、潘保安、王德兰等,从乞丐似的生活中,挤出钱来,办青年学会,出《青年》半月刊。大家亲自动手写文章、办刊物,并亲自到街头卖。
  五四运动的次年初,上海举行“全国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我被选为河南学生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了当时的“十里洋场”,对那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所见所闻,无不反感……
我自幼学写文章时,是以古文为法的,越古奥越好。稍后,大约在民国初年吧,接触到《饮冰室》的解放体,又大大被它的文笔吸引了。到了五四,又来了一个大转弯,决然抛弃文言,改用白话。这使得我的国文老师大发雷霆,把我的文章摔了不看,并在课堂上当众斥责。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下边缺点的问号(事实上他不知道问号下还有一点),指着这半截问号斥责道:“这是什么?这是称钩哟,连称钩都入到文章里,这还有何话可说!”我默然不语,任他斥责。最后反驳道:“世界是进化的,别人有的,我们没有,而且又需要,就借来用。无理阻挡时代潮流,是阻挡不住的…”校长赵琴堂,是一位讲道理的忠厚长者,当时支持我的意见,这就使我那位国文老师愤而辞职了。至于被反对的白话文,却如大江东去,汇流到五四的狂涛巨浪里,冲开一切黑暗的闸门,向着一个崭新的时代,浩浩荡荡地流去了…













红卫兵

1966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四十分,一队吉普式敞篷车沿着事先预留的通道驶入天安门广场,第一辆是由各军区领导乘坐的先导车,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站在随后的一辆车上,当毛泽东现身时,整个广场都沸腾了,所有人都挤着到前面,想亲眼见一见毛主席,车队一驶入人群,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上百万的红卫兵围在毛主席的车前,把后面的车辆隔断了。毛泽东站在车里,手扶栏杆,安详地注视着自己身下沸腾的红卫兵们,他用目光扫过人群,每一个与他对视的小将都感到如梦如幻,自己真的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诞生

1966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饭厅的东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名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京市和北大校党委,并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讨论,不同派别的学生之间矛盾严重,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知识分子们诬陷为“牛鬼蛇神”、“祖师爷”,生成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学生们受此影响,开始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学校的日常工作被打乱,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学校,都开始停课“闹革命”,其中一些思想一致的同学联合在一起,卜大华等对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一事不满的清华附中学生,私下组织了一批同学,一起批评指责校方。学校领导人要求学生们在晚自习后立刻回到宿舍,不许集会。但卜大华等人却没有理会,晚自习后他们仍然会继续聚在一起讨论,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阶级斗争。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卜大华等人,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在取名问题上,大多数人都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红卫兵组织就此诞生了。
红卫兵组织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迅速出现在全国的各大高校中,不久后,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大附中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红卫兵组织,每个学校都有几支红卫兵组织,每当出现重大事件,这些组织又会联合成“兵团”
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造反学校派出工作组,试图控制学生运动,虽然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但很快不可避免的工作组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六月二十四日,卜大华等人贴出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卜大华等人则以人民日报中的一则毛主席语录反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如此周旋数次,